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数字化转型技术供给和服务生态不够健全

文章摘要：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需要强有力的供给侧服务，既包括软硬件技术产品等“硬”供给，又包括知识方法等“软”供给。但当前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还不够强，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世界级领军企业不够充...

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需要强有力的供给侧服务 ，既包括软硬件技术产品等 “硬”供给，又包括知识方法等“软”供给。但当前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还不够强 ，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世界级领军企业不够充足，高端装备、核心工业软件、关键基础技术受制于人 ，高端咨询、系统性解决方案等信息技术服务起步较晚 ，蕴含产业机理的共性知识方法、标准工具互动创新不强，尚未形成良性运转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产品和服务生态。

供应链产业链抗风险能力低：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等自主可控水平有待提升，导致供应链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较低。

服务体系不健全：传统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将服务定位于IT销售的延伸和服用，从战略和商业模式、业务模式创新角度为企业提供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等服务体系尚未建立。

产业链供应链整合协同能力不足：能够与生态合作伙伴之间实现资源的协同共享的国有企业占比为26.8%；构建了生态系统且在生态价值网络中承担主导方的国企占比为4.1%，承担关键使能技术提供方的国企占比为9.8%。

原因剖析

1. 过去几十年，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多采用高端、先进的国外成熟软件，使得关键工艺装备、人工智能底层算法 、高端工业软件等技术产品对外依存度高，国内技术服务市场仍处于培育期 。

2. 我国高端咨询、系统性解决方案等信息技术服务起步较晚 ，在发展规模、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与IBM、埃森哲等国际领先企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缺乏有能力承担集战略咨询、架构设计、方案实施、数据运营等关键任务于一体，能够提供数字化转型全程服务的服务商。

3. 国有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上下游企业、服务商等主体间共性知识方法、标准工具互动创新不强，国内尚未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和开源社区 ，亟需探索多主体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和商业模式。

典型事件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加大对中国技术封锁力度。继2018年制裁中兴通讯，并将航天科工、中国电科、中广核、福建晋华等46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之后，2019年美方又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将矛头直指中国顶尖的高科技企业 ，使得中国多家企业面临核心器件“断供”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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